原創丁東
“正月里來是新春”。唱春，顧名思義，有“贊春”“頌春”“送春”之意，通過“歌唱春天”，祈愿新年祥瑞、萬事如意。詩云：“歲首先傳俚唱新，喜聞吉語趁良辰；輕鑼小鼓歌聲緩，送遍家家龍鳳春。”明代李詡《戒庵漫筆·南都打春》也說：“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
有關唱春的起源，多數學者認為始于明代，由村田樂演變而成，且備受明武宗的推崇。之所以這么說，緣于一則民間傳說。相傳，某年正月，明正德皇帝私訪江南，游龍戲鳳。其間，盤纏被劫，被困返京途中。無奈之下，隨行大臣中一位名叫馮閣老的常州人，手提小鑼笏板，厚著臉皮，沿途賣唱，換得錢糧。正德皇帝感激之余，將馮閣老賜官曰“官春”，所唱曰“唱春”，并詔告天下，任何人不得禁止唱春。自此，馮閣老成了唱春的祖師爺，唱春在民間流傳開來。那些念過幾年私塾、有些文才、口才且記性較好的讀書人，紛紛加入唱春行列。手持蓋有縣衙印章的春鑼和敲板，走街串巷，靠唱春養家糊口，成就了一門新興行業。
唱春不能沒有唱詞和春調，大多用方言演唱。唱詞，一般四句為一節，每句七字，也有八字或九字的，節數不等。每唱完一小節，則春鑼聲響起。之后，再接著往下唱，如此反復。何為春調？春調是唱春時所用的民間曲調，流行于江南等地，以輕快喜慶的楊柳春調、灘簧調、四季調為代表，常為十二迭，每月一迭。也可按四季分為四迭，每迭四句。除第三句外，均押平韻。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老家江南，自大年初一起，陸續有唱春官登門，一直持續到元宵節之后。多者，一天五、六撥；少者，一天一、兩撥。唱春官大多兩人組合，或父女搭檔，或夫妻同行，或母子相伴，或姐妹對唱，或……當然，一人單干的也不少。他們雖穿著普通，卻精神飽滿。斜挎“龍袋”，左手拇指上挑一面系著紅布頭的春鑼，右手捏一塊龍鳳板。緩緩步行至離主家大門六尺左右的場院中間，站定，行禮，致祝詞。相伴著龍鳳板敲擊春鑼的節律，張口開唱“腳踏金階步步高，貴府門庭吉星照。唱春唱得滿院春，一年更比一年好”“東風洋洋送春來，南風添喜又添財；西風里格送貴子，北風相送狀元來……”主人聽聞春聲，笑呵呵兜幾只饅頭，跑出屋外。道一聲“依你金口”“借你吉言”之類的話，即奉上饅頭。
當然，唱春官的酬勞也不全是饅頭，有給幾毛錢幣的，有給幾片年糕的，有給幾枝香煙的，有給幾粒糖塊的，有趕上飯點請吃一餐飯的，有……取決于主家出手的大方程度和唱春官唱春的高下優劣。唱藝高超且腿腳勤快的唱春官，起早貪黑，跑上百余里路，跑個一、兩百戶人家，若再遇上七、八戶出手大方的主家，除饅頭、糕點之外，少說也能掙得二、三十塊錢。這在當年掙工分的年代，是一筆不菲的收入。
唱春官并不是誰都能夠勝任的。據資料記載，宋、元、明、清時期，江南一帶出現的民間唱春人，大多是一些落難公子和窮苦秀才。解放后行走于街巷、鄉間的唱春官，沒一個不是肚中有“貨”的識文斷字之人。唱春官須身懷“三才”——肚才、文才和口才。有此“三才”，才能臨陣不慌，心中有底；張口即來，出口成章；唱句押韻，朗朗上口。
比如，見主家門框貼有春聯，則唱：“大紅春聯貼上門，吉祥如意福滿門；一年四季都平安，六畜興旺谷豐登。”見主家門上貼了門神，則唱：“唱春唱到貴府門，貴府門上有門神；頭戴金盔身披甲，手拿鉞斧斬邪神。”見主家正在燒飯，則唱：“走進府門瞧四方，看見大娘（大嫂）燒飯忙；外鍋炒菜桂花香，里鍋燒飯發又漲。”
春節期間或立春前后，那種走街串巷、挨家挨戶“送上門”的唱春形式，在流行一段時間之后，又衍生了一種“送座堂”唱春書的形式。所謂“送座堂”，是指有錢人家在筑屋、喬遷、生養、壽誕、訂親、會親、開業之時，邀請唱春官上門坐唱。時間短的，坐唱唱幾小時；時間長的，坐唱數天。“送座堂”讓唱春登堂入室，身價倍增，成了“陽春白雪”。
“流水彈琴覓知音，飛云漫舞贏芳心。鶴鸝翹尾千峰唱，松柏搖首萬籟春。”雖說唱春是民間藝人——“體面叫花子”賣唱謀生的一門手藝、一種職業，所謂“半月送（頌）春三月糧”，但在文化生活比較枯燥、娛樂方式相對貧乏的年代，卻成了活躍節日生活、濃郁節日氛圍、不可或缺、深受歡迎的曲藝種類。既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求，又寄托了人們的美好向往。
如今，唱春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但愿唱春這朵具有鮮明地域特色、悠久歷史傳承、較高文化價值的民間藝術奇葩，能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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