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是廣州番禺沙灣北村人，他們是開創廣東音樂的著名音樂家，為我們留下了百數十首膾炙人口的名曲，至今仍樂為人們演奏。他們對廣東音樂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深受人們景仰，被譽為“廣東音樂何氏三杰”。2000年5月18日，中央文化部授予沙灣“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廣東音樂、飄色）的稱號。

沙灣為什么會成為廣東音樂的發源地？這很值得我們思考。筆者認為沙灣成為廣東音樂發源地，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有其經濟、文化、政治的諸方面因素，本文對此進行探討，以一管之見就教于專家學者。

春秋戰國時期，嶺南被視為蠻荒之地。秦時為南海郡龍川縣令，后為南越王的趙佗，自稱是“蠻夷大長”。番禺雖是嶺南的南海郡治和南越國都的所在地，但大片地方仍是汪洋海灘。迄至東吳，廣州刺史步騭至番禺縣城舊址，登高遠望，“睹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認為是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隨后便遷州于番禺，筑立城廓。晉至唐代，嶺南地區仍然人口稀少，叢林密布，大海冥渺無際，尚待開發。沙灣鎮原是古海灣，始建于古海灣半月形沙灘之畔，故名為沙灣。它位于番禺中部的西端，四面環水，與鄰鎮接壤處皆以河道為界。據史籍記載，宋代，沙灣以北已成陸地，以南尚是淺海。此時，人口稀少，良田不多，但由于河水受潮水頂托，泥沙淤積成坦，如經人工開發，筑圍成田，將成為大片沃土，是適宜農業種植發展的富庶之地。

沙灣何氏宗族源遠流長，本姓姬，乃周武王支子叔虞裔。后易姓韓，為韓國貴族。秦并六國時為避秦兵追殺而改姓何。漢武平越，始從中原南來粵北湞陽，迄至宋代遷至廣州。宋寶慶二年（1226年），邑人李昴英，高中第一甲第三名進士，成為廣東歷史上第一名探花。李為官清廉，建樹殊多，曾三次彈劾奸相史嵩之，宋帝贊他“南人無黨”。官至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為番禺開國男（男，是當官的爵位），食邑三百戶。晚年歸隱廣州。何氏族人何德明，博學多才，時為李昴英西賓（家庭教師、幕友），他親至沙灣，觀察到珠江河面，每年從上游流入大量泥沙，因受潮水頂托等等原因，在海邊大量沉積，海灘年年增大，成了沖積平原，土地肥沃，極宜種植。如筑堤圍田，在此繁衍生息，定會富甲一方。他以其見多識廣，又借李昴英顯赫之力，向相平司（朝廷財政機構）購買官方在番禺沙灣一帶的土地、水面和山崗。據當地人說，當年購買的地域，西起九牛石，東至蕉門滘，南達大海邊，北抵沙鼻頭，約有三百多頃，稱為“魚游鶴立三百頃”。據明《沙灣原始考》記載，何氏宗族在宋紹定六年（１２３３年），“納價入廣東省常平司，買得土名第六沙田、烏沙田、蠔門沙田”。第六沙田在今靈山鎮子沙一帶，烏沙田在今東涌鎮魚窩頭大同（原名大烏）、太石，蠔門沙田在今欖核鎮人民村、綠村一帶。又據《廬江何氏宗支圖牒》記載，何族定居沙灣的四世祖何德明，“在紹定六年，擇沙灣可居之地，納入廣東常平倉，置得土名第六沙田、烏沙田、蠔門沙田，村后青蘿嶂山、大坑山、南牌漩水石、大澤山、黃桅坑山、土地崗、細崗園場地段，命諸子孫定居焉”。由此可見，何氏宗族本是書香官宦世家，今何德明擇沙灣而居，向官方購得大片土地，且沖積平原不斷擴大，其田產之多，鄰近各鄉自然是望塵莫及的。

何德明在沙灣開基創業，子孫繁衍生息，成為財雄勢大的名門望族。究其發展，一是買受，二是報承所得，三是族人捐獻，四是領賞（官賜）。何氏族人如上所述，向官方不斷廉價購置沙坦，經人工開發而成良田。在擁有土地的周邊，隨著泥沙的淤積而變成大片沙灘，即“魚游、鶴立、槽迫、草埠”的演變而筑堤圍成大片良田。何氏族人還以其人力、財力的雄厚基礎，不斷向外四處擴張，報承沙坦和荒山野嶺，變成大片沃土。據民國四年（1915年）乙卯冬日編列《祖嘗契卷各件累記簿》記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何志等報墾大小烏沙、西樵滘尾囊等坦稅七十四頃七十四畝七分八厘五毫，沙帖一紙”；“康熙三十八年，何志、何承忠等報承大小烏、西樵滘尾、錦南各沙叁拾叁頃印照壹紙”。僅列二項，可見一斑。何氏族人中，還有向族獻產之舉。據《番禺縣續志?何會祥》記載，何會祥于乾隆四十八年中舉人，后恩科成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嘉慶三年大考三等，改授內閣中書。自此漸富田宅。適邑有甲乙二姓爭青烏沙田，訟于官，因而有感“我有田留之于子孫，子孫未必能守。或因權利而自相爭訟，或因勢弱而他族欺凌。是為二姓之續也。與其為一家私產，曷若為闔族公業，可期永久。”遂割所有田為始祖嘗業，其后此田子母相生，土地不斷擴大，田稅為一邑冠。據《番禺縣鎮村志》記載，何氏族田買受7976畝，報承所得46237畝。至于領賞（官賜），萬歷十五年兩項，光緒十五年一項，共1300畝。何氏族田以報承所得的田畝為多。

何氏宗族自南宋至沙灣定居以后，歷七百余年而不斷發展壯大，擁有大量田產。據《留耕堂祖嘗契卷各件匯記簿》記載，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族田為16408畝，乾隆年間（1736－1795年）為31676畝，民國9年族田達56575畝（不包括私人占有的土地）。何氏宗族經濟富裕，族內男丁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均分配若干元。此外，還有各項補貼，如結婚有“大床金”，開學讀書有“學金”，生子女有“姜醋金”，死亡有“帛金”等。以人口而言，何氏宗族主要分布在東、南、西、北四村。1991年統計，四村合計為7300多人。由此可見，縱橫數百里內，何氏宗族確是富甲一方，享有名門望族的美譽，鄰近四鄉之人羨慕不已。故有云：“沙灣何，有仔唔憂冇老婆。”

沙灣何氏宗族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又深諳一個宗族，如要不斷發展壯大，則必須子孫獲有功名才能受四鄰的人尊重而不受欺凌，為此必須鼓勵子弟讀書，求取功名，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在族內建立了求取功名的獎學制度。

何氏族例，凡中秀才、舉人、進士者，分別獲得祖蔭二份、四份、八份，一份祖蔭相當于七畝田租之值，終生享受。另外，還有一次過的花紅金、靴金、書金、彌補金等。清末廢科舉后，改為凡中學畢業者得祖蔭二份、大學畢業者得祖蔭四份、留學畢業者得祖蔭八份，每份祖蔭仍相當于七畝田租之值，均終生享受。由于這種鼓勵求取功名的獎學制度，沙灣學校多，讀書人多，有功名的人多。故有年逾花甲的人，為了求得學位功名而獲得祖蔭，仍往廣州讀大學。

據《番禺縣志?人文綜述》記述，自隋唐開科取士以后，番禺人在科場高中舉人的1668人，武舉人277人、武進士23人、進士315人，其中沙灣何氏族人的士子是屢見不鮮的。何氏宗祠留耕堂的牌坊石額，刻有“詩書世澤”和“三鳳流芳”。據《番禺縣文物志?留耕堂》記述：“按何氏族譜載，沙灣何氏初祖（居南雄）何嚳，是宋代翰林學士，三世何璽庵官封承事郎，四世何德明為僉判恩封承務郎，五世兄弟四人，何起龍是宋代進士，太常寺正卿，何斗龍是省元，何躍龍是從事郎，何翊龍是文林郎。故陳獻章題書‘詩書世澤’以顯耀之”。又載：“‘三鳳’指何氏得姓后第五十代的何棠（又名何集）、何（通栗）、何榘兄弟三人，在北宋政和年間同中進士，當時人稱‘何家三鳳’，故題為‘三鳳流芳’”。于此可見，沙灣何氏宗族的讀書人多，獲得功名的人多，擁有一個龐大的知識分子階層，這就促進了沙灣的文化欣欣向榮。

沙灣的璀璨文化是多方面的，它擁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古建筑屋宇，其灰塑、磚雕、木雕、石刻等，令人贊賞不已。何氏宗祠留耕堂是一座規模宏敞、氣勢雄偉、修飾工麗的古建筑。它有石、木柱112條，門廳梁架，均是吉祥圖案和歷史故事的雕刻，雕琢相當精細。月臺所刻的“老龍教子”、“雙鳳牡丹”等吉祥圖案，線條流暢，刀法精細。留耕堂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有“藝術之宮”的美譽。

沙灣有著雄厚的經濟基礎，又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為何廣東音樂迄至道光、咸豐年間尚處在孕育期？它的形成和發展是在清末民初？這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有其多方面的因素的。

順治元年（1644年），滿清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順治七年（1650年11月2日），清兵攻陷廣州，屠殺居民數萬人。屠城之禍剛過，暴政接踵而來，時人稱為廣東六大害的夫役、民船、采買、私抽、誣盜、擅殺，把人民煎熬得惶惶不可終日。然而，南粵人民受害最慘的莫過于“禁海”與“遷界”。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為防止鄭成功在臺灣向沿海進攻，頒布了“禁海令”，嚴禁沿海各地商民船只出海貿易，禁止片帆入口。順治十八年（1661年），發布“遷界令”，命令由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居民內遷50里。翌年3月，清廷又勒令廣東沿海的二十四州縣按遷界令內遷，沿海劃界，筑墩臺，樹樁棚，派重兵防守，界外地區不準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毀，田地不準耕種，不準外出捕魚，凡越出界外者立斬。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又下令再內遷30里，原來不在界內的順德、番禺、南海及海陽四縣居民這時也要內遷。被迫遷移而拆毀廬舍的番禺大谷圍、小谷圍，到處是斷壁殘垣，人民流離失所。沙灣何氏大宗祠留耕堂，是南國馳名的古建筑物，有廣東四大名祠之一的美譽，亦為遷界所毀。《留耕堂改耕考》一文哀告：“皇明留耕堂，皇清定鼎，奉詔拆毀一空，鄉井盡為丘墟。惜哉惜哉數百年之修創不少留也，后人其知之”。沙灣人民深受遷界之害。

清朝為了維護其統治而大興文字獄，清初莊廷龍（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呂留良《文選》案等，動輒牽連受害數百人。邑人屈大均，生前固遭追捕，死后其著作也屢遭查禁，冢墓亦在被刨毀之列。大均故里新造思賢村一再遭受劫難，逮去了大均的兩個孫子及村民數十人，還將大均遺書及三閭書院付之一炬。因而思賢村長期以來不敢說有大均遺裔。在這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沙灣人深受毀祠拆舍之痛，尤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大都義憤填膺，保持節操，不愿事清為官了。他們有棄官歸隱的，有遁跡山林削發為僧的。博學多才的何其言，不愿出仕為官而隱居青蘿嶂，行醫濟世，成為清初南粵的名醫，著有《增補食物本草備考》和《生草藥性備要》各二卷。

咸豐四年（1854年），廣東爆發了天地會“洪兵”起義，沙灣何氏宗族的何博分，率眾到化龍煙管崗與石樓陳顯良、石碁官涌高建興、大石猛涌林洸隆等舉旗起義反清，并在四鄉張貼討清檄文、告示，痛斥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屈辱求和、割地賠款的賣國罪行，歷數清統治者屠殺人民的暴行和黑暗腐朽：“揚州亂殺，充滿枉死之城，嘉定屠城，淚灑閻王之殿……污吏貪官，充塞于郡縣。橫征暴斂，民不聊生。二十余省之商業，抽剝千重；四百余州之地皮，鏟深百尺，人民憔悴，十室九空；破碎山河，千瘡百孔……大好神州，變為鬼域之世界”。號召“起兵剿滅清國”。洪兵起義后，擂響了攻打廣州的戰鼓，各路義軍圍攻廣州達半年之久。終因清王朝與英、美、法相勾結，聯合鎮壓起義軍而告失敗。洪兵起義失敗后，清朝對起義者進行瘋狂的屠殺，據《廣州府志》記載：“沙灣、茭塘紳士于南村開局，安集良善，搜擒余賊，日獲數百人”。今化龍潭山尚存有當年殺害500多名起義軍戰士的“當刂人石”，新造東面的大水塘，是數以百計的起義軍戰士被斬殺的埋人坑遺址。番禺遍地腥風血雨。

時至民國，旗號雖換，但軍閥割據，混戰不停，權力之爭，日甚一日。老同盟會會員、著名作家、廣東民團總局局長、番禺縣人黃小配（又名世仲），民國成立之日，竟是他被槍決之時。《簡明廣東史》說：“陳炯明代理都督時，更變本加厲，自任廣東軍團協會會長，以裁軍為名，剪除異己，扶植個人勢力。黃世仲提出裁弱留強的方針，本來是正確的，但陳炯明竟妄加罪名，槍決黃世仲。”當年《公言報》及《佗城日日新聞》兩報主持人，老同盟會會員陳聽香，在報上公開為黃世仲抱不平，亦被陳炯明拘捕槍決。陳濟棠主粵期間，他的得力謀士、廣東農林局局長、番禺縣人馮銳，在廣東創辦了全國首批六間現代化甘蔗制糖廠，對振興廣東制糖業作出了很大貢獻。然而，蔣介石以軟硬兼施、分化瓦解、收買倒戈的手段，迫使陳濟棠宣布下野，離穗逃港。馮銳隨即被蔣介石下令槍決，成了軍閥爭權奪利的犧牲品。黃小配和馮銳的遇害，是南粵轟動一時的大案，他們又均是番禺人，對番禺的影響更為深遠。這對沙灣的知識分子階層來說，更涂上了“仕途兇險”的一層陰影。

綜上所述，沙灣何氏宗族有族田數萬畝，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而富甲一方。族內建立獎學制度，鼓勵子弟求取功名，故自宋代擇居沙灣至明代數百年來，學塾多，讀書人多，獲取功名的人多，從政為官的也頗多，鄉中擁有眾多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為數頗眾的知識分子階層，沙灣文化熠熠生輝。然而，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再推行“禁海”與“遷界”，何氏宗祠被毀一空，鄉井亦盡為丘墟，故前人在《留耕堂改耕考》叮囑：“后人其知之”。這就是說，夷村毀家之害，后人千萬不要忘記。清朝還推行剃發令，強令漢人“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又大肆進行文字獄，慘遭殺戮的數不勝數。天地會“洪兵”起義失敗后，清政府又進行了瘋狂的鎮壓，城鄉一片腥風血雨。在清朝統治長達二百多年的特定背景下，沙灣的讀書人，深受明亡和夷村毀舍的切身之痛。及至民國，旗號雖換上了民主共和，但軍閥割據，混戰不停，多少人枉死于官僚軍閥爭權奪利之下，成了他們矛盾斗爭的犧牲品，人民重又陷入苦難的深淵。故自大清王朝迄至民國，在這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何氏宗族中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讀書人，便出現了一反過去“學而優則仕”的現象，很多人只登科場，不上官場，不愿從政當官，為清效勞，更不愿為軍閥賣命，考取功名獲得祖蔭后，便托言侍奉雙親或以“仕途兇險”為由，息影家園，憑著祖蔭所得，過其寬裕悠閑的生活。

沙灣何氏宗族的知識分子階層，很多既不從政為官，又不用從事生產勞動，便以其深厚的文化素養，三五成群地聚集一起，或吟詩作對，或繪畫揮毫，或棋壇對壘，尤其喜歡吹拉彈唱。他們常自由組合演奏音樂和唱粵曲，稱為“八音班”、“鑼鼓柜”，最盛時有三四十個之多，還組建青年劇團，每逢節日或迎神出會，紛紛表演助興。沙灣毗鄰港澳，鴉片戰爭以后，旅居海外的人頗多，對西方文化藝術接觸較早較快，既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又兼收并容，富有創新精神。其中以博眾四（何博眾）為代表的一班音樂愛好者，不僅善詩作對，長于繪畫，又深諳南粵的民間藝術，如粵謳、南音、雜曲等。他們又學習和借鑒西方樂曲的精粹，把植根于現實生活的深刻體驗，創作出一批剛健清新和具有濃郁生活氣息的樂曲。這些作品雖簡單粗糙，卻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民國初年，為廣東音樂從孕育誕生發展到自成一體的成熟時期。這一時期，沙灣何柳堂在繼承祖父博眾四等前輩技藝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揚光大，不僅技法更加圓熟，并“從樸素的現實主義發展到帶浪漫主義色彩，進入到抒發內心世界，創作音樂意境的階段”。（注）他先后將先人簡單粗糙的作品加以整理提高，創作了《賽龍奪錦》、《雨打芭蕉》、《餓馬搖鈴》、《廻文錦》、《七星伴月》等數十首名曲。隨后，何與年創作了《華胄英雄》、《齊破陣》、《駭浪》等；何少霞創作了《陌頭柳色》、《春郊試馬》、《夜深沉》、《白頭吟》等。至今仍膾炙人口而常為人們演奏的名曲有百數十首之多。這些作品，植根生活，優美動聽，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廣東音樂就是在沙灣這塊沃土誕生和發展的，人們尊稱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為“廣東音樂何氏三杰”。這里還要一提的，與廣東音樂形成與發展的同一時期，在清末民初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清朝忌恨粵劇名伶李文茂率眾響應太平天國革命而參加天地會起義反清。失敗后，清廷下詔解散粵劇班。沙灣鄉俗，北帝出游，例必演戲，習俗既不易改，禁令又弗能違，遂以色代戲。沙灣名伶甚多，今粵劇遭禁，梨園子弟流亡回鄉，他們抱復明之志，懷粵劇受禁之恨，加之族中公款綽綽，飄色經費寬裕，遂以造型化裝的嫻熟，與族中富有歷史知識的文人雅士和飄色藝人一起，精心設計板色，如“六國大封相”、“劉邦斬蛇”、“精忠報國”等，以抒發愛國和反迫害之情。每次出色，便以數十板計，蔚為大觀，成為飄色的鼎盛時期。

沙灣成為廣東音樂的發源地，源于它的人文地理條件和特定的歷史背景，有其經濟、文化、政治的諸因素，它的誕生形成決不是偶然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