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何利權實習生孫蒙娜

7月5日，毛坦廠中學最后一批高考生赴考場，家長們在校門口送別。汪鵬翀圖

進入7月后，位于安徽省六安市深山中的毛坦廠鎮接連下了兩天雨。3日，天氣突然放晴，大大小小的車輛出現在鎮上，造成街道堵塞，喇叭聲此起彼伏。這天開始，毛坦廠中學1.3萬余高三學生陸續離校參加高考，車從各地涌來接人，其中不乏外省車牌。

“畢業”不僅僅屬于這些即將奔赴考場的學生，也屬于那些離開故鄉來毛坦廠陪讀的家長。以年計算的陪讀生活，在他們生命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陪讀爸爸劉鴻（化名）認為，和孩子租住在同一間屋子內，“一處處一年或幾年”，以后很難再有這樣的經歷。“這也是一種歷練。”他說，這個過程中，家長要學習如何理解孩子、表達愛意，以及在漫長且枯燥的陪讀生活中，“如何自處”。

因疫情影響，送考活動被叫停，有家長簡單制作了標語給考生打氣。汪鵬翀圖

張鈺是毛坦廠鎮一支廣場舞團隊的組織者。隊伍里一些高三陪讀媽媽即將離開，她計劃在高考結束后，解散微信群。而她則開始自己陪讀生活的第六個年頭。“鐵打的毛坦廠，流水的兵。”張鈺說，今年9月，又會有數以千計的陪讀媽媽來到這里，屆時微信群將再次組建起來，“歡迎新人”。

疫情緩和后，陪讀媽媽們在廣場跳舞。本文圖片除署名外澎湃新聞記者何利權圖

廣場上的“尬舞隊”

談及深山鄉鎮，人們多會聯想到“封閉、落后”——但毛坦廠鎮是個例外。2005年起，當地毛坦廠中學本科上線率一直維持在80%以上，這使它與衡水中學、黃岡中學齊名。每年夏天，近萬高考復讀生來此備戰，隨之而來的是陪讀家長與高考經濟。

在毛坦廠鎮，校園鈴聲支配著全鎮所有人的安排。何時起床、何時買菜、何時做飯、何時拉燈睡覺，以及什么時候應最大程度地保持安靜，都“以孩子的需求為準”。12點半以后，家長們多會坐在屋外打盹兒，以保證屋內孩子的午休不被打擾。即便是同一棟樓里的兩名母親相互交談，也一定是耳朵湊著耳朵。

完整的一天中，屬于家長們的時間只有兩個半鐘頭。晚上六點鐘后，家長們從小鎮各處角落中涌出，走進美發店、旗袍店，到新修的公園散步，或聚集在遠離校園的廣場，融入到廣場舞隊伍中。

此時，毛坦廠呈現出與其深山小鎮身份不相符的“熱鬧”：數以百計的陪讀家長分成了幾撥，有人跳流行的“鬼步舞”，有人跳需兩人合作的“水兵舞”，更多的人則跳健身操，不同風格的配樂混在一起。

一支廣場舞隊伍合影留念，送別即將離開毛坦廠的“隊友”。

她的健身舞簡單易學，能夠吸引不同年齡階段的家長。每當夜幕降臨，在她身后，往往會站著上百人，音樂聲響起，眾人盯著她的動作，隨著擺動身體，直至音樂聲止、衣服被汗濕透。

2015年，女兒考入毛坦廠中學就讀高一，張鈺隨之前來陪讀。剛來毛坦廠時，日子單調得“可怕”。早上五點過起床給孩子做飯，上午收拾家務、外出買菜，接著回家做午飯。最難熬的“漫長下午”，則和其他陪讀家長聊天打發。

晚上，她跑到廣場上看人跳舞，“非常流行的，很多‘隊伍’都在跳，我就跟著她們后面學。”這樣過了一年，領舞的“陪讀媽媽”離開小鎮，為了不讓隊伍解散，張鈺自己花錢買了一個大音響，擔任起“領舞”的角色。

“跳舞培養了我的樂觀性格。”張鈺相信，跳舞同樣能給其他陪讀家長帶來改變。當她拖著音箱出現在廣場時，隊友多會開玩笑地叫她一聲“老師、教練”。“大家都說我跳舞有勁，我要有一天晚上不去（領舞），他們就說（跳著）沒勁了。”張鈺稱未曾想到自己也會有做“老師”的一天。

“鎮上最早學水兵舞的人，都算是她‘徒弟’。因孩子畢業了，她離開毛坦廠，走前將舞隊托付給我，說‘一定要撐下來，不能把隊伍搞散了。”劉鴻稱，旁人看來，這只是廣場舞，但對“師父”而言，這是幾年陪讀生活的“寄托”。

對于加入舞蹈隊的人，劉鴻和妻子都是“手把手地教”。因年齡相對小些，他一般稱呼舞蹈隊的陪讀媽媽們為“大姐”。能夠為大家提供鍛煉身體的平臺，劉鴻頗為自豪。

“哥哥姐姐們因為跳舞，身體變得挺拔，走路也有氣質。”劉鴻開玩笑說，總有一種“走在路上被人欣賞舍不得動”的自豪感，“除了照顧孩子，大家也找到了在這里生活的其他意義。不少陪讀媽媽離開毛坦廠，把水兵舞帶回去，自己帶團隊。”

“再多的煩惱也要忘掉”

毛坦廠鎮沒有可供年輕人娛樂的網吧、滑冰場、臺球廳與KTV，遍布大街小巷的多是各類全托半托機構或輔導機構，以及制衣作坊。這種現象背后，有著平民家庭對“魚躍龍門”的渴望。

一名制衣作坊老板稱，鎮上制衣工多是來自農村的陪讀媽媽，因經濟壓力大，不得不在照顧孩子之余，從事兼職貼補家用。而他自己原本在老家開有制衣廠，兒子來毛坦廠中學讀書后，他們“舉家遷來”，在鎮上租了兩個門面繼續制衣事業。“這邊租金貴，掙錢本就不多，今年疫情，又耽擱了兩個月。”但他實屬無奈，“兒子調皮，得來管著”。

“家長其實比小孩的壓力更大。”張鈺說，作為農民家庭，陪讀以后，開銷全靠丈夫開公交應付，一年下來，在毛坦廠鎮的房租及生活費即超過6萬元，經濟壓力不小。“唯有拼命讀書，才能讓一大家子走出來。”如其他家庭一樣，她期望孩子改變命運，不再重復自己的路。

“你是農村的，唯一的出路肯定是讀書。家長們這樣想，天天給孩子（灌輸）。小孩壓力都大，尤其是復讀生。”張鈺說，姐妹們也常坐在一起聊，“月考考多少分、班級排名多少、有沒有偏科”，諸如此類，“是大家最看重的”，也會有家長花數千元報輔導班，“孩子晚上11點下課了還不能回家，得去補習機構繼續學”。

高三陪讀媽媽陳涵（化名）有同樣的感受。兒子就讀毛坦廠中學后，一直住校。直至升上高二，兒子才問陳涵，能不能來陪讀。“他說學習很累，又睡不好，吃不了這苦了。”陳涵覺得心疼，帶著尚在上小學的小兒子來到毛坦廠鎮。

作出這個決定，對全家來說，并不容易。“小兒子那時候置氣，還跟哥哥講，‘我放棄了我的朋友和學業，來鄉下陪你一起讀書’。”而對陳涵而言，則意味著進入全新的“社交圈”。

到毛坦廠的第一個月，陳涵覺得生活特別封閉。照顧大兒子飲食起居、接送小兒子上學，“每一天都在重復這些”。“不是覺得累或不愿意做，就是，有點失去自己。”陳涵說。

她決定去學“鬼步舞”。“每學期一百元錢，很靈活、特別快。到了傍晚，一天的飯做完了，也把孩子送進學校上晚自習了，這段時間就是全部屬于自己的。”陳涵說，等跳舞結束回到出租屋里，又會重新投入到“陪讀媽媽的角色”里，為孩子準備夜宵。

劉七妹打小就愛戲曲，在毛坦廠，她組織了一個“興趣小組”，“全是高三媽媽”。一有時間，她就在網上搜曲目，學成了再教給別人。但因為大家“記不住詞兒”，平時頂多搭伴玩一玩，唱不完整。“如果不找點感興趣的事情做，陪讀的生活會很單調。”劉七妹說。

離校日，家長和學生一起乘車趕往公交車站。

“畢業”和未來

7月3日，毛坦廠鎮的高考生開始離校。新冠肺炎疫情陰影籠罩下，送考活動被“明令禁止”，沒有橫幅、沒有鞭炮，僅有零星的煙花在白天竄上天空，留下一陣煙。有學生在樓頂放了一盞孔明燈，立刻被城管拿著高音喇叭“批評”。校園圍墻旁的“神樹”有專人把守，并放置了水管，以防家長來燒香。

但不大的鎮子仍然被來接學生的各地車輛填滿，其中還有湖北、江蘇等外省車牌號。毛坦廠中學一名負責人稱，當天有9000多名復讀生離校，六安市公交公司為此增派了20多輛車，增加毛坦廠鎮和六安市區之間的運力。而在7月5日，尚有數千名應屆生趕赴考場。

在毛坦廠鎮外，停了數十輛外市車輛，等待載滿返回原籍應考的學生和家長。“終于可以回家了。”候車時，安徽蚌埠籍陪讀媽媽譚以辰（化名）感慨。今年開學晚了兩個月，作為復讀生，“兒子壓力大”。“剛返校時，他吃飯不講話，心里煩、焦慮。最近調整過來了，但多少還有些緊張。”譚以辰說，兒子去年高考成績夠上專科，復讀一年后，想考個本科高校。

“（我）沒有多大期望，作為家長，只是盡力而為，放手讓他去做。如果定的目標太大，他有壓力，倘若考不上，就沒自信了。”譚以辰對此似乎頗為淡然，“只有他自己努力、有理想，這才管用。”

一名陪讀爸爸和兒子提箱子離開。

候車時，一名學生仍在堅持學習。

張鈺原本計劃在7月2日這天晚上，和舞蹈隊里的高三陪讀媽媽合影。但當天大雨下了一天，沒人到廣場來，這讓她頗為遺憾，“往年隊伍里有人離開，都會拍照留念，然后到飯館里聚餐，一起唱唱歌。我重感情，每年搞完（聚會）都會哭。”

在張鈺看來，家長和學生一樣，一屆接著一屆“畢業”離開，而她則似乎一直在“留級”。盡管其女兒早已從毛坦廠中學考入合肥一所高校，但小兒子正在毛坦廠讀初三，即將中考，不出意外，以后三年，她仍會在這陪讀。

2019年，毛坦廠鎮新開了“家政培訓班”，向農村戶籍的陪讀媽媽免費開放。張鈺成為第一批報名參加者，并拿到了“月嫂證”。“不能因為照顧小孩，自己卻被社會給淘汰了。”未來，張鈺希望去孩子上大學所在的城市，從事家政行業，“給自己賺點養老錢”。

學生離校當天，毛坦廠鎮有零星的煙花。

她原在老家經營一家理發店，生意好時年入10萬，但陪讀期間，理發店歇業，家中收入全靠丈夫。“為了孩子，沒什么值不值的。這是我們父母要做的，做了之后就不后悔。”現在，劉七妹有一種“解放了”的感覺，“終于可以回家掙錢了”。她在朋友圈發了一條“理發店將重新開張”的狀態，宣告了自己的“回歸”。但對于離開，她又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惆悵，因為“這里是自己和孩子一起奮斗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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