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茶館里很安靜。楊凱生先生在我對面從容落座。

閑聊間發現，這位七旬老者對近期熱點新聞軼事，熟稔得和晚輩無甚分別；對于他相對陌生的行業，三言兩語間即可迅速理解問題的本質；而聊起他干了一輩子的金融業，他又能不動聲色地照顧到我的理解度，把復雜問題拆解得一如市井家常。

不過，一談起大巴山大涼山專題攝影，他才真正是侃侃而談，如數家珍。

提起楊凱生，人們所熟悉的標簽大概就是原工商銀行行長、全國政協委員，他還當過銀保監會的國際咨詢委員會委員，可以說是在金融業工作了一輩子。

然而近幾年，隨著他的攝影作品聲名鵲起和幾本與攝影相關的書籍相繼出版，人們眼中的楊凱生，又多了一個攝影家的身份。

其實他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已經不少年了，還曾擔任過中央國家機關攝影協會主席、中國金融攝影家協會名譽主席。他與攝影的淵源久矣。

最近，中國攝影出版社正在準備出版他的另一本新書《山、風、路——大涼山大巴山變遷紀實攝影》。這本書精選集輯了他十一進大巴山、六進大涼山所拍攝的100多張照片，還有相關的文字記錄。

記錄大山深處的歷史變遷不愿意被稱為“扶貧攝影”

楊凱生：攝影，是我從小就喜歡的。中學的時候，我就常拿著父親的相機和同學出去拍、玩，然后在家里把儲藏室的門縫堵住，把普通燈泡刷上紅漆用作暗房照明，自己動手沖洗和放大照片，玩得興致勃勃。

銀行的幾個定點扶貧縣位于四川大巴山區和大涼山區。大巴山區在四川的東北部，涼山彝族自治州在四川的西南角。大巴山是一片名副其實的紅色大地，別的不說，那里修建于1934年的王坪紅軍烈士陵園，就埋葬有25000多名紅軍指戰員。那里至今還留著1300多條當年紅軍的石刻標語，看上去真是令人震撼。

至于涼山州那個地方，1950年代經民主改革從原來的奴隸制社會一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人稱是“一步跨千年”。由于歷史的原因，自然的困厄，大涼山曾是交通閉塞、人文愚蒙的地方。

解放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各方面對幫助這些地方的發展越來越重視。國務院扶貧辦指定工商銀行總行負責大巴山、大涼山4個縣市的扶貧工作，因此，在任時我就去過那里，卸任后、退休后往那兒跑得也就更多了，算起來已經是十一進大巴山，六進大涼山。

在參與一些具體扶貧事項的過程中，我目睹了大山深處歷史性的變遷和進步，看到了祖祖輩輩生活在那里的父老鄉親的奮爭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這一切應該記錄下來，于是到那里去的時候，我總帶著相機。前前后后大概有近十年的時間了。按照攝影界的行話來說，就是跟蹤拍攝這個專題。我不太愿意把這稱之為所謂扶貧攝影，不太通。實際上就是用影像記錄當地歷史性的變遷，如果從攝影分類來說，大概可以說是一種專題人文紀實攝影。

問：您這些年拍攝的場景、人物，是隨機而定的還是事先明確對象的？

楊凱生：這些年去大巴山大涼山，我始終把著眼點放在記錄當地的變化，因此跟蹤回訪和隨機拍攝兩種方式都有。

每次出發前，都會做一些準備工作，比如整理先前記錄的資料，回顧前幾次去過的地方，考慮這次要回訪的主要場景和人物，以記載他們的變化，體現一個對比感。

再一種是隨機拍攝，路上、村子里、學校中、老鄉的家里，只要看到合適的人物，遇到合適的場景，就趕緊拍。一邊拍一邊還可以和鄉親們、孩子們聊聊。

這一次的隨機拍攝，也許下一次就可以作為回訪的一個內容。每次拍攝的地點、時間、人物姓名、年齡，都盡可能地記錄下來。這樣的影像史料性就比較強。夸張一點說，就是盡量增加一點圖片的文獻價值。

我曾經記錄拍攝過一個孩子的成長。銀行在當地搞過一個母嬰平安工程，就是資助家庭比較貧困的婦女能夠到衛生院去生孩子，不要在家里生。那一年我去一個衛生院看母嬰平安工程的實施情況，正好遇到該工程的一個受惠婦女帶著小孩回去體檢。小女孩那時候還只有幾個月大，媽媽抱著她，很可愛，我就給她拍了幾張照片。

后來幾次去回訪，小女孩4歲、5歲、6歲、8歲時我都拍到了。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小孩子還有幾個月就要上小學三年級了，已經快10歲了，當時她穿了件印有“清華”字樣的汗衫，說長大了要考清華。

這種題材的追蹤拍攝，不是簡單的重復，不要說別人很難重復你，就是你自己兩年去拍一個人、兩天去拍一個人、兩個場合去拍，都是不一樣的。

仰視還是俯視要看攝影者的立足點

楊凱生：這個問題簡單地說是一個所謂的攝影風格問題，往深說就扯得遠了。

我覺得究竟怎樣來表現有關場景，攝影人的立足點是會起作用的。或者說如果對當地歷史人文的變化有了不同深度的了解的話，拍的東西就會不一樣。隨著去那里次數的增多，我似乎更容易發現那些老百姓臉上的笑容了，或者說看到他們笑的時候，我會更不由自主地抓緊拍攝。還有一次在路邊我看到一群婦女在苞米地里干活，我喊了她們一聲，當她們抬頭看我的時候，我抓拍到她們的笑，那種笑是本能的反應，是內心的真實流露，很自然。

還有我拍過在公路邊上幾個彝族婦女一邊走一邊唱歌，照片似乎把歌聲也凝固在其中了。還有一張是中午集市快收攤了，我拍到了一個女攤主在數錢，我和她開玩笑說發財了，拍到了她開心的笑容。我還拍到在集市旁邊的小攤上，兩個彝族婦女玩手機自拍的場景，非常有意思。這些都是隨處走隨處拍下的，擺拍是做不到的。這也許是為什么當我把照片給鄉親們看時，他們自己都很高興的緣故。

我們常說文藝包括攝影要給人以正能量。我想這種正能量不應該是牽強的，不是簡單口號宣傳式的，而是實實在在的，是人們能夠心悅誠服地認可和愿意接受的。也只有這樣，這些作品才能站得住，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再比如說你剛才提到的鏡頭角度平視甚至仰視的問題，我一直不贊成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去拍攝這種題材，不贊成用獵奇的心態去拍攝少數民族的生活。當然，所謂平拍、仰拍還是俯拍本來只是一種構圖取景的方法，只是一種攝影技巧，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但有時無意間也許是拍攝態度的一種折射。我覺得要和對方有一種平等的情感，這樣的話你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位置擺正了。這不僅僅是一個鏡頭高低的問題。

比如我和一些老鄉交流，前些年他們大多寡言少語，問他什么，大多只是很淳樸地對你笑笑。現在則會拿出手機來要求加上微信。這就是你以真情和他平等交往，他們對你的一種認可和接納。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和鄉親們、孩子們接觸，和他們聊天，和他們開玩笑，實際上自己也是在受感染，受觸動，受教育，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拍過一個得艾滋病的孤兒，父母得艾滋病去世了，他住在奶奶家，我連續幾年都去看他，為他拍照，給他送一點學習文具。去的次數多了，我明顯地感覺到這個孩子精神上或多或少地對我們產生的一種依戀的情感。其實我們做得還是太少了。

陪了孩子20年的“小小圖書館”還可以有更多

問：看得出您除了創作了一些作品之外，深入基層的體驗，也給自己帶來了不少內心的觸動。

楊凱生：感觸確實很多。2017年，我們在那里偶然路過一個小學，發現學校里有一個“小小圖書館”，書架上居然有一摞“中國工商銀行希望書庫贈書”，捐贈于1997年，20多年前的事。校長介紹說，20多年來，這個學校有不少孩子是看著這些書長大的，這個學校的學生也有考上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的……校長對我們說：“不好說這些書對這些孩子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這些書對他們開闊視野，提升志趣肯定是有幫助的。”

回來以后，我就籌劃著，等到退休后，一定要做一件事情。2018年正式退休之后，我在對口扶貧的4個縣選了20個學校，確定了一個書單，以“中國工商銀行一名退休員工”的名義捐贈了一批圖書。

這幾年每年我會到這些學校去看一看，和孩子們聊聊，看看學生們的借書記錄，看看這些書的效果怎么樣。和這些孩子接觸多了，我越來越覺得，只要這些地方的教育跟上去了，他們一定可以成長得更好。去年我又湊了一些錢，和工商銀行的扶貧資金一起，為那里的十幾個學校修建了愛心小食堂。

問：這些年來持續不斷的紀實攝影，反復拍攝同一個題材，您對自己的作品滿意嗎？

楊凱生：雖然拍了這么多年，雖然積累了不少資料，但是要說自己非常滿意的片子，似乎還很難說。所以我還會努力。

我已經七十多了，身體不算很好，但只要總體還行，還能夠上山爬坡，我就還會堅持每年都到那兒去看一看，去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時把那里的發展變化記錄下來。

一次，可能是興趣使然十次八次，定是心有戚戚

問：對于您來說，作為一名從事金融業幾十年的銀行人，搞攝影是一種跨界，您怎么看待這種跨界？

楊凱生：無論是干哪一行的，有一點跨界的愛好，是很有好處的，甚至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金融人對文化活動的了解、介入、熱愛，可以讓金融這件看上去似乎有點冰冷、生硬的事情，更具人文底色，更具理想情懷。這對做好金融工作是有幫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咱們談的并不是“跨界”，而是“融合”。

問：您已經退休了，現在和今后您怎么給自己來定位呢？

楊凱生：我從事銀行工作時間比較長，從這個角度講，我是一個退了休的金融從業者。做攝影畢竟只是業余級的。

問：最后，您能介紹一下即將出版的第三本攝影書的內容嗎？

楊凱生：除了金融方面的一些書之外，前幾年我出了兩本與攝影有關的書。一本是三聯出版社出的《浮生24小時》，一本是商務印書館出的《鏡頭中的人情物理》。這兩本書不是攝影畫冊，而是攝影圖書，因為對書中的每一幅圖片我都或長或短地配了一段文字，主要是通過配文來交代我拍攝時或拍攝后的一些感悟和思考。中國攝影出版社馬上要出的這本書已定名為《山，風，路》，是與今天聊的話題有關的，是我記錄大巴山大涼山這些年變遷的圖片和一些文字介紹。

問：很感謝今天您能跟我們聊那么多。

楊凱生：也謝謝你們。和年輕人在一起多聊聊，有利于保持生機和活力。

文/林于楓供圖/楊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