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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人為什么這么愛來廣州?


在廣州市區,海珠區康樂、鷺江、五鳳幾個社區連成一片,被很多人稱作廣州的“湖北村”,作為廣州“中大紡織圈”核心區,這里大約有1萬多家店鋪、1萬多家制衣廠,聚集了30多萬人,這里面95%以上是外來人口,其中大部分來自湖北。


這里的“湖北村”有著別樣的市井繁華,有廣州最正宗的熱干面和湖北小吃,疫情前可以看到開著保時捷拉貨的老板,也發生過月薪過萬仍招不到工人的事。


每年正月十五前后的招工季,差不多一公里長的招工面試長廊,更是成為一景。

中國國內一半以上的中低端女裝成衣出自鷺江、五鳳的制衣廠片區。而坐落在康樂村地塊的中大布匹市場聚集區域,則是國內制衣業舉足輕重的存在,所以“湖北村”又被稱為“制衣村”。

湖北村怎么來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州的許多城中村非農化,許多村內開始興辦集體企業,這時候,村集體兼管企業,招工上往往優先考慮本村村民。


這一時期村內的私營企業也開始大規模招募外來工,而本地人變成依賴房屋出租和集體分紅謀生,但是這時候老板還不是湖北人,而是潮汕人。

到了2000年,潮汕人轉向服裝批發,各類小型制衣廠大量涌現,來自天門等地的湖北人開始成為本村的老板。


這些湖北老板更偏向于找家鄉人,并帶動其他老鄉資金來這里創業,因此湖北人的比重上升。

這時候,湖北村已經形成形成高度集中并有有分工的制衣業群,村內既有上百人的工廠,也有幾人的小作坊,他們之間存在各種業務關系,尤其是在訂單分包上。

往往一個大制衣廠帶幾個小作坊做衣服。小作坊老板原來在大廠做事的,后來自己分出去,在大廠附近找了個出租屋,但仍然在做大廠分配的訂單。

這種方式優點在于,時裝波動大,換季快。季節一過,產品就只能以跳樓價拋售。這時候,小型作坊調整快能夠快速擠入市場,畢竟船小好調頭。


由于合作雙方是熟人,一方對另一方的產能、技術和信譽有了解,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親戚同鄉的又強化雙方之間的信任,典型例子為合作者之間允許較長期限的賒賬。

同時,同鄉之間的商業道德也約束著這一產業,在湖北村這個熟人社會內,一旦做出不守信用的事情,日后將無法在任何一個同行面前做生意。


湖北制衣廠很少從勞動市場招募工人,當工廠需要補充勞動力的時候,老板一般直接從湖北天門等地輸入學徒工。

這些學徒工工資低,勞動強度大,但勤奮肯干,只需一兩年的時間便能培訓為熟練工。

很多湖北村的小作坊老板過節回家,看誰家的男孩子、女孩子能做事的,就通過拜年直接和他們家長談,談妥了讓他們春節過后直接來這里打工。反正在家里也是閑著,家長也樂意讓他們出來干活學點東西。

湖北方言逐漸就變成社區內最為常用的地方方言。湖北人開始在本村開了一批湖北餐館、小吃店、肉菜市場、雜貨鋪、診所和理發店等,成為居住在廣州當地湖北人的第二故鄉。


很多湖北人開始在制衣廠里干了幾年,后來辭職出來謀生,也往往會第一時間選擇湖北村,是因為到處都是天門老鄉,用家鄉話就可以交流,這邊親友也很多,相互間有個照應。

為什么偏偏是湖北人?

湖北天門是傳統農業大縣,工業差,所以導致人口長期外流。

相對而言,廣州二三產業飛速發展,為外來人口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湖北人以一種鎖鏈式的模式,先來者鼓動家鄉的親友外出打工,并幫助在廣州定居。

對于湖北制衣廠而言,許多制衣廠老板和湖北籍批發商之間發展出一種合作模式:批發商直接控制從材料購買、生產到銷售的整個流程,工廠老板只負責租廠房、招工和機器維護等后勤事務。


這種模式的好處在于:批商可以分得更高的利潤,不用負擔工資等方面的成本;批發商有穩定可靠的銷售渠道,完整掌握市場信息,并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生產,保證了工廠的利潤;工廠老板可以少操心,資金回籠也有保障。

一方面,廣州市區快速擴張,地方政府采用了征用農用地,繞開居民點的開發模式,也推動了湖北村的發展。


本地社區的湖北村的發展上積極響應,他們在村內集體土地上興建住宅小區,以騰出村民原有住宅空間;通過內部改造,部分村民自建房轉變為多層廠房;在原有層數的基礎上,加蓋層數以獲得租金最大化;首層改建為商鋪和倉庫,等等。

現在,湖北村大部分的民宅已改造為生產車間和員工宿舍,原村民紛紛搬出,僅在村內留有物業出租。

可以說,湖北制衣廠融合了血汗工廠、彈性車間和家庭管理,在成本、效率、靈活性和企業凝聚力等方面遠超競爭對手。


這些制衣廠以工作時間長、強度高而聞名,員工每天工作長達十四個小時,周六日加班,并大量使用工資低廉的學徒工,這樣有助于老板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的利潤。

其次,這些工廠不僅根據市場的變化生產不同款式的時裝,更要求員工精通服裝生產的各道程序,薪酬支付多用計件制,激勵工人提高效率以獲得更高的工資。


最后,同鄉這個詞始終貫穿于湖北制衣廠的經營過程,對于初來廣州的湖北人,人生地不熟,唯一的靠山便是帶他入行的老板,其個人發展更離不開老板的栽培。

因此,湖北制衣廠從未發生員工集體鬧事,更沒有員工舉報老板的違法經營。反過來,老板對工人的個人困難有更多的理解與關懷,也樂意提拔并信任表現優秀的后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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